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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江隐龙

1926年，大英帝国议会提出了一系列被称为“巴尔福宣言”的决议，赋予其自治领与英格兰本土以平等的地位。1931年，“巴尔福宣言”正式通过并成为《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确立了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关系。

事非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其殖民地与自治领的控制力日趋减弱，自滑铁卢战役以来延续了百年的“不列颠治世”渐渐瓦解，一个领土遍布世界二十四个时区的庞大帝国最终分散成了五十余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共主联邦——《威斯敏斯特法案》又被称为“英联邦宪章”，这份法案的通过既标志着英联邦的成立，也标志着“日不落帝国”时代的落幕。

虽然帝国不复存在，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并不是无迹可循：除了流行于世界的英语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得以让人品味到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的余晖，那便是藏品来自全世界的大英博物馆。

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坚般利炮容易让人认为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一定来自于英国军队的巧取豪夺。其实，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不列颠治世”让英国对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有了强大的控制力，但大英博物馆的组建本身却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举动——与历史上第一座博物馆亚历山大缪斯神庙不同，它的发韧不是战争，而是一位外科医生与两位贵族的捐赠。

1753：三位爵士与四万英镑

在引入大英博物馆的创始人汉斯·斯隆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18世纪下半叶的伦敦处于怎样的时代洪流中。

在历史上，英国在与欧陆文化的比拼中一直处于劣势，这一状况最终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实现了逆转。18世纪下半叶伦敦的人口约70万，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朝首都北京（不包括四郊）的人口也不过64万，此时的伦敦在人口上不仅能与北京比肩，甚至可以与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日本东京相抗衡了。

人口增长背后是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势必带来文化的兴盛。在伦敦舰队街与霍尔本街的商店里，人们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瓷器、非洲的木雕、中东的银饰以及极具东方风情的中国家具。咖啡馆比比皆是，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往来于这些“一便士大学”，信息与文化在咖啡与红茶的香味中漫漶到各个角落。正如《英国社会史》作者特里维廉所言的“财富和闲暇广泛地扩展到社会各阶层”那样，英王乔治三世治下的英格兰丝毫不逊色于清朝的盛世，而且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有着更加活跃的思想交流与更加发达的市民社会。

与太平盛世相衔接的是对外战争的胜利。在1756年至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英国成功维持了“大陆均势”并成为海外殖民地的霸主。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在贡献源源不断的物资之余，还极大开拓了英国人的眼界——尽管这种眼界是带有“救世主”色彩的。国内的稳定与国外的胜利将英国人的18世纪打造成“知性高品位”的时代，博物学在此时兴起、博物馆在此时设立，便不足为奇了。

汉斯·斯隆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他家境颇丰，父亲是一个贵族财务总管，母亲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有着足够的家教与经济基础支撑其强烈的求知欲；成年之后，他先后远赴德法学习化学、植物学与医学，并在25岁便入选为皇家学士院的会员。1687年，汉斯·斯隆以牙买加总督待医的身份随行至西印度群岛，成为英国在海外开展学术探险的第一人——由此，汉斯·斯隆为其庞大的收藏做好了从财力到经历的一切准备。

1712年，回到英国的汉斯·斯隆受封爵士并买下了切尔西庄园，开始系统收藏、整理他的藏品：书籍、手抄本、古董、勋章、硬币、宝石、矿石、昆虫、贝壳、珊瑚……这些藏品摆满了汉斯·斯隆的十个房间，由此切尔西庄园得到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美名。在汉斯·斯隆的遗嘱中，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收藏家对自己的藏品有着多么含蓄的自信：

“从幼年起，我即对植物和其他自然物怀有很强烈的探究心，投入许多努力与金钱，经过长期岁月，在我国和众多国家搜集到无数奇物珍品……”

在同一份遗嘱中，汉斯·斯隆还表示要将这些“奇物珍品”全部捐赠给国家，只希望国家能给他的两个女儿共两万英镑。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乔治二世的支持，于是在汉斯·斯隆去世后的半年，英国议会决议支付两万英镑以接收他的藏品——这些藏品，便成为大英博物馆第一批藏品的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分别来自罗伯特·科顿爵士和牛津伯爵罗伯特·哈雷。科顿家族连续三代搜集贵重的书籍、手抄本、原稿等文献，这其中便包括在世《大宪章》四部中的两部，其品类足以与汉斯·斯隆的藏品相媲美；牛津伯爵对书籍和手抄本有着收藏狂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藏品均由当时一书籍装帧名家用摩洛哥皮革、俄罗斯皮革和达斯金皮革行豪华皮革装帧，本身便是一件件艺术品。随着汉斯·斯隆、罗伯特·科顿和罗伯特·哈雷藏品的“三足鼎立”，大英博物馆终于得以设立。

1772：那不勒斯王国公使与古罗马

考虑到卢浮宫内众多藏品来源于包括拿破仑战争在内的历次扩张战争，大英博物馆起源于平民及贵族的有偿赠予的确世界博物馆史上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由此看来，大英帝国的18世纪的确是一个追求公益慈善与博爱主义的时代——至少对于英国及英国人自身是这样的。

汉斯·斯隆、罗伯特·科顿和罗伯特·哈雷三位爵士的藏品成了大英博物馆的“第一桶金”，需要说明的是这“第一桶金”也不便宜，除了给予汉斯·斯隆两位女儿的两万英镑之外，英国议会还需要支付给罗伯特·科顿和罗伯特·哈雷各一万英镑——虽然这个价钱远远低于他们所接受的藏品，但议会依然为此专门发行了三十万英镑的彩票筹措资金。这种方式早有先例：英国政府为建西敏寺大桥——就是《名侦探柯南》中工藤新一毛利兰告白的地方——时也曾发行彩票形式筹措资金，西敏寺大桥还因此被戏称为“愚蠢者的桥”，而对于大英博物馆这座足以成为民族骄傲的建筑，却没有哪个英国人将其称为“愚蠢者的博物馆”了。

尽管汉斯·斯隆、罗伯特·科顿和罗伯特·哈雷三位爵士的收藏通堪称丰富，但作为一个国立博物馆来说，大英博物馆的规模还远远称不上巨大。不过，后继者马上来临了。

首先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他的文物捐赠过程在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藏品的来源中可谓极具代表性。威廉·汉密尔顿于1764年至那不勒斯王国担任公使，之后便滞留意大利。威廉·汉密尔顿出身名门，幼年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妻子同样是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加之公使这份差事颇为清闲，于是在任期内他得以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搜集古希腊及古罗马的艺术品——这些数量庞大的收藏，日后便成为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部门的奠基。

威廉·汉密尔顿同时还是一位地质学家，在搜集艺术品之余，他还对维苏威火山的地质与矿物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考察，这些研究后来和那些艺术品一道，于1772年有偿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支付了多少钱呢？只有区区8400英镑。要知道，单单是藏品中最出名的“波特兰德壶”就耗费了威廉·汉密尔顿1000英镑，8400英镑的对价几乎是象征性收费了。

除了威廉·汉密尔顿，旅居在罗马的还有不少英国贵族精英加入了发掘意大利遗迹的行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查尔斯·汤利。查尔斯·汤利经济实力雄厚，从很多意大利没落贵族手中购买了大量古罗马时代的文物，这些文物在其加入大英博物馆理事会之后尽数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为这批有偿捐款支付了两万英镑，而查尔斯·汤利的收藏也的确比威廉·汉密尔顿的收藏更具价值。

威廉·汉密尔顿等人的捐赠极大丰富了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但在那个盛产慷慨收藏家的时代里，没有哪一个个体的捐赠能够独领风骚。毕竟，英国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一强国，其殖民地的面积每天都在扩展着，世界各地的收藏与物产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汇入到大英博物馆，如同人体的血液流入心脏。

在这些慷慨的捐赠者中，库克船长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库克船长原名詹姆斯·库克，除了海军军官之外还兼具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等身份。军旅出身的库克船长功勋卓著：他发现了南极大陆，是首批登陆澳大利亚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并绘测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岸线。在三次太平洋旅行中，库克船长带回了丰富的民众资料并捐献给大英博物馆，这些民俗资料成为后人大洋洲民族文化的重要藏品。

1811：海德拉号上的挑衅诗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或来自于捐赠，或来自于购买，这种形式上的合法也是英国人为之骄傲的原因之一。拿破仑战争时期，许多艺术品虽然通过战争途径注入法国，但欧洲艺术市场却因为法国社会的动乱由巴黎转移至伦敦。就在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购买了一分极其珍贵而又极其“烫手”的文物。

这就是埃尔金大理石，也即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群。虽然大英博物馆走到1816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那一年才以国家经费将这组雕刻购入，但关于埃尔金大理石的故事，却要从18世纪的最后一年开始说起了。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第七代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年少时的托马斯·布鲁斯学习成绩优异，自巴黎大学深造后于25岁当上了外交官。1799年，托马斯·布鲁斯被委派到君士坦丁堡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由此开启了其兼具传奇与悲剧色彩的一生。

与旅居意大利的那些英国贵族一样，艺术修养颇高的托马斯·布鲁斯也将其眼光投向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古希腊遗迹。经过阿拉伯帝国及奥斯曼帝国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前后几百年的统治，古希腊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这其中也包括帕特农神庙——这座用来祭祀雅典娜的神庙在被废弃之前，甚至一度被当做火药库，神庙的屋厅与殿墙也因此被全部炸塌。但即便如此，岁月的沧桑也未能削弱帕特农神庙的魅力，尤其是其大理石雕刻，更可谓气势雄浑巧夺天工。

残存的遗迹很快取得了托马斯·布鲁斯的注意。1803年，托马斯·布鲁斯声称得到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在不破坏古庙墙体的前提下搬出神庙内的任何东西”的许可，开始了对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刻群的切割与运输。经过一年内的“努力”，托马斯·布鲁斯拆卸了神庙内六成的雕刻，装满了整整200箱并利用英国皇家舰队运送回国。其间一艘船遭遇风暴而沉没，托马斯·布鲁斯耗费了5000英镑雇请了一大批专业潜水员花了3年时间进行打捞——要知道威廉·汉密尔顿的所有藏品加起来，也只换得大英博物馆8400英镑。

对于文物本身的价值来说，这笔开销显然是值得的。如果说《蒙娜丽莎》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那埃尔金大理石就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只是，托马斯·布鲁斯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注定要陷入滚滚骂名了。

虽然托马斯·布鲁斯的行为从本质上与威廉·汉密尔顿和查尔斯·汤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后两者的收藏行为并没有破坏文物本身，而前者则直接切掉了雅典卫城，以至于托马斯·布鲁斯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贵族眼中成为了愚蠢而贪婪的窃贼。1811年，托马斯·布鲁斯在将最后一批埃尔金大理石押送回国的路上恰与大诗人拜伦同船，拜伦见此情景义愤填膺，以至于写下两句诗以泄愤：

“所有掠夺彼方那高耸神殿的人当中最后且最恶劣的愚蠢者是谁？知耻吧！加利多尼亚啊！那竟然是你的儿子！”

加利多尼亚是托马斯·布鲁斯家乡英格兰的古称，面对如此批评，这个埃尔金伯爵也坐不住了，当即决定以七万英镑的价格当埃尔金大理石卖给大英博物馆——这只够弥补托马斯·布鲁斯这些年的支出而已。但大英博物馆只愿意出三万英镑，交易最终成交。

关于埃尔金大理石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但关于埃尔金伯爵的故事还没有完。托马斯·布鲁斯死后，其子詹姆斯·布鲁斯继任第八代埃尔金伯爵，这个詹姆斯·布鲁斯于1860年攻入清朝首都北京，并成为掠夺并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之一。为此，一代文豪维克多·雨果写道：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浩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埃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不能回忆起帕特农神庙。从前他们对帕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不同的只是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

一个世纪之后，大英博物馆作出了如下回应：“如果每一个文物都要回到它原始的地理位置，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博物馆都会被淘空。”

结语

大英博物馆的确是人类历史的结晶。从其藏品来源上看，大英博物馆也的确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欺骗、掠夺，有很多藏品本身更是大英博物馆出于艺术家的善意而收购的，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大英帝国扩张史中所蕴含着的血与泪。大英博物馆本身没有作恶，但为了一个大英博物馆的建立，又有多少帕特农神庙和圆明园拿下呢？

博物馆越伟大，其背后的历史就越残忍，自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以来便是如此，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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